随笔杂谈十篇

回过头来总结私有经济在中国的三十年,有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深层次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危害有多严重,需要总结和改变。

中国党带领中国人民依靠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新中国诞生时和建国初期,人民生活水平很差,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战争创伤需要医治,朝鲜战争帝国主义封锁对新中国政权进行扼杀,危难时刻人民紧跟党度过了一个个难关。党人也为了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在不断地进行探索。先是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造经验,实行 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体制。这个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有好转但仍未有明显改善,生产力未能明显提高,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国际环境恶化(抗美援朝)(与美日和苏联关系紧张),人民生活极其困难,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劳动热情高涨,劳动收入和劳动权利就业机会平等,人民有主人翁责任感,我们党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感觉到自己当家做主。这个时期,国家举全国之力发展建设了一大批工业基础项目和工程(东北钢铁汽车制造基地,石油开采,人民大会堂,南京长江大桥,铁路公路交通,三线军工基地,爆炸,卫星上天等等)为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成奠定了一定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亚非拉美国际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因此,人民为我们的国家和政府感到骄傲和自豪。究其原因就是人民是主人,社会劳动和分配公平合理。

如何提高劳动力水平,如何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 生活水平,摆脱贫困,我们党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更加先进和富强。于是,开始了探索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征程。

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私有经济,资本主义也可以有公有经济。我国由原来的公有制体制改革为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体制模式,最后完全实行市场经济。随着这塲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刻改革,我国国民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私有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私有企业数量和规模逐渐强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正在日益突显出来,新的社会矛盾 也愈发尖锐。那么,引发和形成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的症结和根源在哪里,只有找到了这个根源和症结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改革开放后是否仍然真正把人民当做国家的主体,真正把私有企业员工当成国家的主人。

资本逐利这是它的自然属性。不正确认识这些自然规律是不行的。无论私有还是公有的资本投入,都要追逐最大利润回报。利润的大小取于产品的价值,生产的成本。产品价值的情况也有多种因素决定。一个产品,投入的科技含量不同,价值不同。一个产品,消耗的原材料奇缺,属于国家紧缺资源,价值不同。一个产品,时间及事件等客观环境改变时由于需求增大价值发生改变,比如非典时的中药,震灾水灾时的救灾产品和生活用品,战争时的钢铁和炮药和医药等等,但这种商品价值升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政府是不能允许的,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允许发生。生产成本主要体现在生产资料的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以及维持生产的运转,安全等必要必须成本等。

对于私有经济,资本投入后追求利润 ,但一定要保障的是产品质量,以保障人民的健康和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害。三鹿奶粉事件值得深刻反思,追求利润不应出现假冒伪劣。追求利润一定要在国家和人民利益面前摆正位置和关系,当自然灾害,发生战争的国难当头时刻要忧国忧民不发国难财。追逐利润不能囤积奇缺哄抬物价,抬高物价就会给人民生活造成压力,物价飞涨就会民不聊生。

对于私有经济,追逐利润节能减耗降低成本,但不能偷工减料。追逐利润但要保障工人的劳动报酬和劳动权利。追逐利润不能不保证工人的法定劳动时间,工人的身心健康。富士康员工跳楼现象一定要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追逐利润,但要把财富分配合理公平。

企业一定要想到,人民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 。你的员工首先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公民。你的员工不属于你的私有财富。员工的知识取得首先是国家和社会的培养而来的。私有企业的生产资料资源是国家的,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就是人民的。在资源面前人人有份。比如房地产的土地资源,矿主的矿藏资源都是国家的,也就是人民的。既然是人民的,你就不该多吃多占。即使你有财富购买,人民不同意你买去你也不能买到。追逐利益,你一定要想到人民的消费能力,你的房地产品(包括产品)给人民带来的是什么,是给人民带来的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还是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生活压力负担和生存危机。如果是后者,人民不答应,其实也是在给政府找麻烦,甚至是在颠覆政权。廊坊私立高校学生砸食堂事件就是一个很据说服力的案例。

追逐利润但要想到贫富差距。企业主的财富国家要保障,员工的利益也要保障。怎么分配企业的财富不能完全由企业主决定。原因很简单,财富的创造有多种因素,如资源,资本,劳动力,社会,市场(主要指政策,国家政策不把资源市场交给私企,私企就不会生存)等都在起作用。

谁来保证私企员工的合法权利和尊严?没有别人,不能是企业主,只能是人民的党和人民的政府。原因很简单,因为企业的员工首先是党的人民,政府的人民。经济政策是国家给的,资源是国家和人民的公共财富,市场也是国家公民。除了资本投资人和国企不同外其他都一样。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私有企业。企业主感觉可能不满意,因为资本是他投的,但是其实很简单,如果你只为自己,不仅没给社会和国家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因为资本逐利制造了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那么国家和社会还需要你私有企业干什么?难道就是只为你发财吗。

如果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失去了作用,那么虽然引发社会问题肇事者是企业主,但危害的是国家利益,动摇的是人民政权。

目前的穷富差距过大就是突出的社会矛盾。造成这种矛盾与企业主收入和职工收入差距过大有关。形成的危害却是社会的不稳定,危及的是国家政权。避免的办法也应该是政府强行干预。如果政府干预不利或是不干预,保证不了人民是社会主义私有企业的主体,那引发的社会问题买单的一定是政府。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不同就在于,社会主义私有经济体制的主人依然还是人民。企业主是人民的成员,企业的员工也是人民的成员。而且员工是一个更加广泛的人民群体。 如果我们的所有劳动者真正是国家主人,就不会有三聚氰胺的奶粉事件,也就不会允许楼歪歪,桥踏踏,也就可能避免吉林大火。

私有企业与公有企业唯一的区别就是投资者不同,一个是个人,一个是国家。生产要素如生产资料,劳动者,资源等都一样。公有企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是从国家投资企业通过劳动获得的,私有企业职工的收入是从私有投资企业的劳动中获得的。劳动者付出的劳动是一样的,劳动收入及劳动者的尊严受到的保护也应该是一样的 。事实上像吉林大火烧死140个私企劳动者等安全问题,工休假,工人劳动时间延长,劳动者的话语权,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尊严,社会福利等等都与国有企业有明显差异。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大部分劳动用工性质发生了改变,但私企职工的人民群体依然是国家公民,他们依然是党和政府的人民,他们依然热爱社会主义中国,他们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纳税人。他们触犯法律时危害社会和政权的威力同样巨大。新形势下,我们的党和政府能不能切实保障企业员工的一切社会,,法律,经济,健康,安全,生存,劳动和工作等权利和尊严,我们的党和政府能够为我们社会主义私有企业的广大人民做些什么,做得好不好,是一个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安定的问题。政府绝不可以舍去这一个极其庞大的人民群体,丢失党和人民政府的阵地。但从目前私企情况来看,企业就是独立王国,这里没有党,没有政府的身影。员工看到的就是职业规范,增长指标,绩效考核,老板及企管的各种面目。

仅从地位一个方面举例来说明私企职工的地位就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国家机构的构成部门没有一个是私企职工身份的。代表政协委员有私企的份额也都是企业主。将来即使出现企业员工的身影也一定是给企业创造财富的人员。然而,广大的普通企业员工同样是国家公民,他们同样渴望进步,向往出彩的人生。私企员工队伍中有大量的优秀人员,他们的前途在哪里?

“笔记”二字的含义初为散文,用来与辞赋等韵文对称,在南北朝时,有所谓的文笔之分,把有辞藻,能激发人情感的作品称为文,其余的作品皆为笔,而最早以笔记二字命名作品的当属北宋宋祁的《笔记》一书,而关于笔记的归类,历来目录学家分法不一,有归入史部的传记类的、有归入地理类的、还有归入杂史类的,但大多数笔记都被归为子部小说类和杂家类。而到了当代,笔记才作为一个独立门类,得到了学界的关注,但是由于笔记自身所记载的内容庞杂,学者对于笔记的分类也不同,而真正站在“笔记”这有概念上对笔记进行分类的是刘叶秋先生,他将从魏晋至明清的笔记大致分为琐闻故事类、考据辨证类、小说故事类这三类,而考据辩证类笔记是指以考证史实、名物典章为主的笔记。

宋代是文化繁荣的时代,故而各种著作层出不穷,笔记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地涌现,其规模和数量都远远的超于前代。而在这些笔记作品中,宋代学者重视考据与记载,所以宋代的考据类笔记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但是宋据类笔记的渊源和发展却少有提及,本文拟对此做一些梳理。

“笔记”这种体裁在汉代就已经出现,班固的《白虎通义》与蔡邕的《独断》就是笔记体。《白虎通义》乃是汉代班固记录白虎观会议的讲经记录,虽说是为讲说五经但其中分题立论,如爵、号、五祀、社稷、礼乐等,解释颇为详细,且各具系统,这对了解汉代的制度有一定的帮助,实际上就是考据辩证类的笔记。而蔡邕的《独断》是一部个人所编写的笔记体著作,虽仅万言,但是记录了汉代及汉代以前的有关礼制、车服、帝系等内容,也考证了汉代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内容,它无疑也是考据类的笔记。故可以说《白虎通义》和《独断》是考证类笔记的滥觞。虽然汉代是考据类笔记的发轫时期,但是此时的考据类笔记也只是文人们随手记录经义的一种方式,只是汉代儒者考据经传的一种副产品。

魏晋时期,混乱,玄学兴起,儒士们为了避祸,避谈国事,整日沉迷于谈玄论道,文学类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大都以玄学为主,而所存的能称得上是辩证考据类笔记的仅有记录汉代琐闻、故事的《西京杂记》与记录民俗传说的《荆楚岁时记》及考证名物、制度的《古今注》三种。其中《西京杂记》虽为“杂载人间琐事”但是其中记载的汉代典章制度与风俗颇为可考,故也可称之为考据类的笔记。而到了唐代“笔记”就开始多了起来,人们开始有意识的运用笔记这种载体来记录自己的见解,但是纵观整个唐代的笔记,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占了大多数,但是由于“笔记”这种文体本身就所录庞杂,故也有不少笔记都还包含着考证的内容,但是还不能成为真正的考证笔记,而真正算得上考据辩证类笔记的当属《封氏见闻记》,其书前六卷记叙掌故、考证名物、七八两卷多记古迹,附以杂论,最后两卷专述唐代士大夫的逸闻趣事,此书的考证部分后人的评价很高,四库馆臣说:“唐人小说,多涉荒怪,此书独语必征实。”,可见此书的学术价值。另外还有考究经传、订正名物、解释语词、辩证讹谬的《苏氏演义》,与纠正俗说之谬的《资暇集》及考究典故、论辩杂事的《刊误》等,唐代的考据类笔记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考辩精详,引据充实,内容广泛,为考据类笔记的发展提供了示范。

进入到宋代,“笔记”大量的涌现且种类繁多,考据笔记作为笔记的一个类型才算是真正地开始成熟起来。《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子部杂家类有杂考一项,其中收录的大多是考据类笔记,共收入了唐五据笔记4部,宋代28部,元明11部,清11部,而宋据笔记就占到了一半,可见宋据类笔记的繁盛情况。宋代的考据辩证类笔记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广博,既有百科全书式的考证笔记《梦溪笔谈》,又有讲经史、训诂的《困学纪闻》、《容斋随笔》、《学林》等,还有着重考证名物、解说典故的《演繁露》和《朝野类要》等,可以说到了宋代,考据类笔记已经完全成熟了。这些考据类笔记博采众长吸取前人笔记的优点,从而形成了宋据类笔记自己的特点。唐代以前的考据类笔记主要是以考经为主,宋人笔记中虽然庞杂,而对于经籍的考证却没有停止,到了唐代,考据类笔记开始发展,但是唐代的笔记主要是以故事琐闻为主,考据类笔记只是占了一小部分,但是已经初见雏形,宋记继承了唐代小说故事类笔记的灵动笔法,同时又言语考证,到了宋记作品的大量出现,同时考据学的发展也促进了考据类笔记的出现,考据类笔记博采众长到了宋代才开始走向成熟。故《四库全书总目》中有载:“考证经义之书,始于《白虎通义》,蔡邕《独断》之类皆沿其支流,至唐而《咨暇集》、《刊误》之类为数渐繁,至宋而《容斋随笔》之类动成巨帙。其说大抵兼论经、史、子、集,不可限以一类,是真出于议官之杂家也。(注:班固谓杂家者流出于议官。)今汇而编之,命曰杂考。”[1]

宋记大量的涌现,而考据类笔记也在宋代蓬勃发展,这与有宋一代的历史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的。宋代立国之初,重视文化,优待文士,甚至还立下了不杀文士的祖训,重用文人治国。统治者重视文人,提倡文化,故宋代在继承唐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度。唐代的科举取士,虽然比前代有所进步,但是基本是被世家大族所垄断,而寒门学子很难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宋代的科举则是面向全国的各个阶层,这就为很多寒门学子提供了可以走向中心的机会,而参与就要讲求务实,故在宋代的科举不断改革下就更加注重实用性,所以就形成了其重策论轻辞赋的风气,而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宋代学子要想进仕,就必须要加强对于经典的研究,而笔记无疑是记录他们思想的最好的载体,所以大量的对于经典的考证就以笔记的形式保存下来了。

再者,宋代不同与唐代的学术风气也为考据类笔记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环境。中唐以前儒者讲经,皆从师说,疏不破注,学者只能墨守成规,而这种墨守成规的学术风气极大的束缚了学者的思想,使学者自身的见解得不到体现,而兴起于宋代的新儒学,试图打破以前株守师说的传统,提倡要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讲究义理。这个学说也就成了是宋人重考据而轻师说的学术风气的思想基础。而由于宋人重考据,考据学在宋代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在宋据学是作为一门单独的学问而存在的,这就为学者们则通过对经典的阐释乃至于怀疑来发扬自己的学术见解开辟了一条通道,而笔记由于其自由的特点,无疑成了记载学者们学术思想的最佳载体,学者们利用笔记阐经释典,记录下自己的学术成果,故考据类笔记的在宋代才能大量地出现且释放出光芒,这与宋代的重考据的学术氛围是密切相关的。

再次,科技的发展也是促进宋据类笔记兴盛的原因。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的流通量得以增广扩大,书籍的出版量也大大的远胜于前代,宋代不仅大量的儒家经典和佛经可以结集刊行,就连一般的乡村私塾所用的启蒙读物也可大量的流传。印刷术的发展就就为文人的作品流传提供了方便,而普通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将自己的作品付梓,流传于世,这也大大促进了文人们创作作品的积极性,而考据类笔记作为宋代文人阐经释典发扬自己学术见解的一个载体自然就会大量的印刷传播与流传。

纵观整个宋据类笔记,不仅继承了前代学者考据方法,而且内容更加的广博,汉魏的考据类笔记以考经为主,而宋代则是经史子集无所不包,考证繁杂。特别是宋代,学者们严谨注重考据,且与实证相结合,特别是在科技和民俗的考证方面,如《梦溪笔谈》卷六就记载了沈括对于声学的研究,宋人重实用,故考证注意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特别是考史,如《容斋随笔》“宣和冗官”条评论朝政得失,“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废格之,(蔡)京之罪恶至矣!”[2],《云麓漫钞》中“选人之制”条中直指宋代的的冗官之弊“国朝既收诸镇权,自一命以上,皆注吏部选,而选人有七阶……于而员益沉。举削日减,人有淹滞之叹。”[3]都是通过考证来达到劝戒当时的目的。

宋代的考据类笔记虽是各自成书,但是前代的笔记常常被后代文人所引用,同代之间且相互批判考证,互相讨论,甚至还有针对某一书的专门考证的笔记。如《梦溪笔谈》成书较早,其中不少条目为后世笔记所讨论。《能改斋漫录》成书后,其中不少条目遭到叶大庆(《考古质疑》)、刘昌诗(《芦浦笔记》)的批评。汪应辰的《石林燕语辨》则是专为考据叶梦得的《石林燕语》一书而作,即以笔记来考据笔记,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不仅笔记与笔记之间,笔记其他著作也互有影响。如《能改斋漫录》对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有所征引,而后《能改斋漫录》中的条目又被《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所引用。这些都是前证类笔记不曾有过的现象,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宋代学术的兴盛情况。

尽管考据类笔记在宋代大量的出现,但是考据类笔记在南北宋时期情况并不相同,在北宋时期,考据类笔记的数量较之于南宋少,且北宋的考据类笔记多于叙事之中夹杂考辩,或者于考辩之中,间叙杂事,考辩类笔记的体例、内容也与前代相同多并无严格的区别,只是由于笔记中考据类的内容较多故归为了考辩类笔记,而到了南宋,考据类笔记的内容就趋于专门,如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就专考经史诗文,这与南宋的考据学的兴盛已密切相关,“宋南渡后,考据史学开始深入发展,出现了李焘、李心传等考史大家。在这种风气影响下,重考证历史现象的史家越来越多,考史著作和一些零散的考史条目,在各类书籍中均大量出现。”[4],故笔记这种形式自由随意的著作体例,自然就成为了承载学者思想的最好的载体。

综上所述,考据辩证类笔记做为作为宋代学者学术思想的一种承载,其笔记的价值历来是受到人们的重视的。宋代的笔记不仅吸收了了前据类笔记的优点,考经与考史并存,内容广博庞杂,并且更加的注重实用性,随着宋据学的发展考证也渐渐趋于专门化,考据类笔记的门类也更加的精细,它开启了后世明清考据笔记的先河,明清代的考据笔记无不从中吸取养料,将宋代的考据类笔记的方法与成果融入自身,故宋据类笔记的承启之功不可忽视。

“说部”一词,学界一般认为即“小说”的同义词,并形成了视“说部”即“小说”之“部”的认识观念与研究格局。然考诸史料,“说部”之称肇始于明代中叶,滥觞于清中晚期,早期的“说部”概念无论内涵还是外延均与今天的“小说”相去甚远。“说部”最终成为小说的同义词,是近现代以来小说地位提升的结果。通过考索“说部”源流,辨析其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的转换,可以清晰地显示一条从“说”到“说部”再到“小说”的演进轨迹。

“说部”体例,或认为肇始于西汉刘向《说苑》与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清计东云:“说部之体,始于刘中垒之《说苑》、临川王之《世说》,至《说郛》所载,体不一家。而近代如《谈艺录》、《菽园杂记》、《水东日记》、《宛委馀编》诸书,最著者不下数十家,然或摭据昔人著述,恣为褒刺,或指斥传闻见闻之事,意为毁誉,求之古人多识蓄德之指亦少整矣。”“说部”一词,则首见于明王士贞《弁州四部稿》,所谓“四部”者,即“赋部”、“诗部”、“文部”、“说部”,与传统目录学之“经”、“史”、“子”、“集”四部殊不相类。又明邹迪光所撰《文府滑稽》十二卷,卷一至卷八为“文部”,卷九至卷十二为“说部”。宣统二年(1910),王文濡等人“仿《说荟》、《说海》、《说郛》、《说铃》、《朝野汇编》之例,汇而集之,俾成巨帙”,阁编成《古今说部丛书》,十集六十册。从《说苑》到《古今说部丛书》,横亘近两千年历史,通过分析《说苑》、《世说新语》、王氏“说部”、邹氏“说部”与《古今说部丛书》的编纂体例,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说部”的真实面目,故不惮烦琐,叙录各书如下。

《说苑》乃刘向校书秘阁时整理《说苑杂事》一书而成,《汉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 《序》云:“(向)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丛,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其篇目依次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思”、“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丛谈”、“杂言”、“辨物”、“修文”、“反质”,凡二十类。

《世说新语》,《隋志》及新、旧《唐志》皆著录于小说类,八卷;今世所传本皆三卷。篇目如下,上卷:“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下卷:“容止”、“自新”、“企羡”、“伤逝”、“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凡三十六类。

王氏“说部”著录七种,就内容而言实可分为四类。《记》内、外篇乃作者所传经、史之随感录,其小序云:“卧痫斋室,无书史目,因取柿叶,得辄书之,凡百余则。分为内、外篇,其内多传经,外多传史。”《左逸》或为《左传》逸文,或为后人伪托,其小序云:“峄阳之梧爨樵者,穷其根,获石箧焉,以为伏藏物也。出之,有竹简,漆书古文,即《左氏传》。读之,中有小抵牾者凡三十五则,余得而录之。或曰其指正正非左氏指也,或曰秦汉人所传而托也。”《短长》乃后人伪托之《战国策》逸文,其小序云:“其文无足取,其事则时时与史抵牾”,“多载秦及汉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因录之以佐稗官一种,凡四十则。”《艺苑卮言》、《卮言附录》、《苑委余编》三种乃诗文评,《艺苑卮言》小序云:“以暑谢吏杜门,无赍书足读,乃取掌大薄号,有得辄笔之投簏箱中,浃月,簏箱几满已……稍为之次而录之,合六卷,凡论诗者十之七,文十之三。余所以欲为一家言者,以补三氏之未备者而已。”

邹氏“说部”卷九收录庄子《庄子过魏王》、列子《吕梁说》、子华子《元说》等;卷十收录《战国策》之《邹忌讽齐王纳谏》、《江乙论昭奚恤》等,《韩非子》之《侏儒说卫灵公》、《炮人喻晋平公》等,卷十一收录刘向《师旷谏晋平公》等,卷十二收录柳宗元《捕蛇者说》、张羽《笔对》、陈黯《辩谋》、崔甫《原鬼》、盛均《人旱解》、李华《言医》、元结《出规》、苏轼《御风辞》、刘伶《酒德颂》、白居易《酒功赞》、唐子西《古砚铭》、吴筠《移江神檄》、袁淑《会稽公九锡文》、王琳《组表》、雅禅师《禅本草》等。

《古今说部丛书》卷帙浩繁,包罗万象:“要皆文辞典雅,卓有可传,上而帝略、官制、朝政、宫闱以及天文、地舆、人物,一切可惊可愕之事,靡不具载,可以索幽隐、考正误,佐史乘所未备。或廖廖短章,微言隽永;或连篇成轶,骈偶兼长。就文体而论,亦觉无乎不备。”以第一集为例。全书分“史乘”、“博物”、“风俗”、“怪异”、“文艺”、“清供”、“游戏”、“游记”、“杂志”,凡九类。“史乘”收录应劭《汉官仪》、江少虞《皇朝类苑》、吴枋《宜斋野乘》等,“博物”收录范蠡《养鱼经》、王嘉《拾遗名山记》、钱《黔西古迹考》等,“风俗”收录朱辅《蛮溪丛笑》、钮秀《广东月令》等,“怪异”收录陆机《陆机要览》、吴淑《江淮异人录》等,“文艺”收录韦居安《梅澜诗话》、程羽文《诗本事》、钮秀《竹连珠》等,“清供”收录虞棕《食珍录》、施清《芸窗雅事》、成性《选石记》、张《仿园酒评》等,“游戏”收录清尤侗《病约三章》、黄周星《小半斤谣》、李式玉《四十张纸牌说》等,“游记”收录韩则愈《五岳约》等,“杂志”收录桓谭《新论》、裴启《语林》、阙名《商芸小说》等。其中“清供”类《芸窗雅事》皆为短小词条,记载“溪下操琴”、“听松涛鸟韵”、“法名人画片”、“调雀”、“试泉茶”等二十一种“雅事”。

至此,我们对“说部”体例已有大致了解。“说部”之编纂,“或摭据昔人著述,恣为褒刺,或指斥传闻见闻之事,意为毁誉”,要之,皆“以类相丛,一一条别篇目”,裒集成篇。从内容来看,几乎无所不包,既可记载人物言行、逸闻趣事,也可考证山川物理、名胜古迹;既可著录皇朝典故、名家名

著,也可传录闾巷旧闻、野乘琐语;既可记载香茗珍酿、美味佳肴,也可记录琴棋书画、鸟木虫鱼。从体裁来看。“亦觉无乎不备”,有传、记、说、论、议、谏、对、辨、原、解、规、辞、赞、颂、铭、檄、喻、表、谣、九锡文、诗文评等等,可叙事、议论、说明,手法自由;有恢宏巨帙、片言只语,形态各异。由是观之,“说部”绝非某种单一文体,而是众多文章、文体、文类之汇聚。“部”有“门类、类别”义。“说部”即“说”之门类或类别。

“说”之本义为“解释、说明”,《说文解字》云:“说,释也。”《论语・八佾》:“子闻之曰:成事不说”,何宴《集解》引包咸注曰:“事已成,不可复解说。”可引申为“讲述、叙说”,《易・咸》:“《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高亨注曰:“滕口说,谓翻腾其口谈,即所谓‘口若悬河’。”作为名词,“说”还可由“讲述、叙说”引申为“话语”。《书・舜典》云:“帝曰:‘龙!朕圣谗说殄说,震惊朕师!”孔颖达疏云:“帝呼龙曰:我憎疾人为谗佞之说,绝君子之行,而动惊我众。”“话语”又可进一步引申为“故事”,如唐卢言《卢氏杂说》所记皆晋宋以来文人官僚故事。

由“说”之诸义衍生出论说体与叙事体等文体。论说体中最为典型者乃“说”体,明吴讷云:“按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说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说卦》,厥后汉许慎著《说文》,盖亦祖述其名而为之辞也。”“说”体之文,往往兼具叙事与论说,只不过以论说为目的,叙事为手段。晋陆机《文赋》曰:“说炜晔而谲狂。”李善注曰:“说以感动为先,故炜哗谲诳”。方廷注曰:“说者,即一物而说明其故,忌鄙俗,故须炜晔。炜晔,明显也。动人之听,忌直致,故须谲诳。谲诳,恢谐也。解人之颐,如淳于髡之笑,而冠系绝;东方朔之割肉,自数其美也。”义理抽象,借助形象具体的故事就容易感发人心,因此先秦诸子“说”体散文,大多寓理于事,借事喻理,虽为论说体,却兼具叙事体特征。其叙事部分颇具今天的小说意味。如邹氏“说部”卷十所收《战国策》之《淳于髡说齐王止伐魏》:

齐欲伐魏,淳于髡谓齐王曰:“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疲,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勘之苦,而擅其功。今齐魏久相持,以顿其兵,敝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有田父之功。”齐王惧,谢将休士。

淳于髡的说辞中,“疾犬与狡兔”一节即属叙事。因此有论者甚至认为先秦时期存在叙述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的“说”体叙事文,并影响到后世史传、寓言与小说等叙事艺术的发展。“说”体流变,近人姚华阐述甚详:

说盛于战国,殷、周故事,相传诸说,皆战国时笔。沿至汉、魏,馀风未泯,史籍所书,往往而有。口说曰说,书说亦曰说。书说之体,本近上书,奏议类也。至于私说,亦统于论著,韩非《储说》、墨子《经说》,并造其端,贾谊刘向曹植陆绩王蕃之徒,接踵而起。而《易》有《说卦传》,秦延君说“粤若稽古”至三万馀言,匡鼎以《说诗》名,许君以《说文》著,凡此之属,不绝于史。则又流于传记矣。

明徐师曾认为:“(说)要之传于经义,而更出己见,纵横抑扬,以详赡为上而已;与论无大异也。”就以己意阐述义理而言,“说”不但与“论”无大异,且与“议”、“辨”、“传”、“谏”、“规”、“赞”、“评”等论说体皆相类似,邹氏“说部”遍选“论”、“议”、“辨”、“原”等诸多论说体,原因也在于此。

除了泛指论说体,“说”还专指解说,并出现了专门的“说书”体。《汉书・叙传上》云:“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诏伯受焉。”明徐师曾《文体明辨》收录“说书”体。其小序云:

按说书者,儒臣进讲之词也。人主好学,则观览经史,而儒臣因说其义以进之,谓之说书。然诸集不载,唯《苏文忠公集》有《迩英进读》数条。而《文鉴》取以为说书,题与篇首有问对字,盖被顾问而答之之词。今读其词,大抵皆文士之作,而于经史大义,无甚发明,不知当时说书之体,果然乎否也?及观《王十朋集》,似稍不同,然亦不能敷陈大义。故今仍《文鉴》录之,聊备一体云耳。今制:经筵进讲,亦有讲章,首列训诂,次陈大义,而以规讽终焉。欲其易晓。故篇首多用俗语,与此类所载者复异,以为有益学者,宜别求之。

儒臣为人主讲说经史,“首列训诂,次陈大义,而以规讽终焉”,“欲其易晓,故篇首多用俗语”,这个过程实即对经史的通俗化叙述并以己意阐释义理,亦即“演义”。“演义”分为“演言”与“演事”两个系统,“演言”是对义理的通俗化阐释,“演事”是对正史及现实人物故事的通俗化叙述。㈣小说家“据国史演为通俗”,遂成为历史演义一派;“演义”推而广之,遂成为通俗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法。当“说书”场所从宫廷转换成民间,“说书”内容从经史转换成故事,“说书”者从名儒大臣转换为下层文人,听众从人主转换成市井百姓,“说书”便演变为“说话”。“话”即故事,“说”便成为叙事体。宋罗烨《醉翁谈录》云:“小说者流,出于机戒之官,遂分百官记录之司。由是有说者纵横四海,驰骋百家。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或名演史,或谓合生,或称舌耕,或作挑闪,皆有所据,不敢谬言。……试将便眼之流传,略为从头而敷演。得其兴废,谨按史书;此功名,总依故事。”

诗文评兼具论说体与叙事体二者之长,论者阐述作诗旨意时往往叙及诗之本事,因此人们常视诗文评为“说部”,王氏“说部”中《艺苑卮言》、《卮言附录》、《苑委馀谈》皆收录诗文评类,《古今说部丛书》“文艺”类亦收录韦居安《梅澜诗话》、程羽文《诗本事》等。《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刘敛《中山诗话》与欧阳修《六一诗话》“体兼说部”,《浩然斋雅谈》“体类说部,所载实皆诗文评”,《洋诗话》“名为诗话,实兼说部之体。”有时甚至直接称诗话为说部:“又宋时说部诸家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蔡梦弼《草堂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之类,多有徵引《艺苑雌黄》之文。”诗话与说部之渊源,清章学诚阐述甚详:

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綮《本事诗》出,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于经部之小学矣。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杂家矣。虽书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推作者之志,期于诗教有益而已矣。……诗话说部之末流,纠纷而不可犁别,学术不明,而人心风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

章学诚根据诗话“叙述历史”、“诠释名物”、“泛述闻见”三个方面的内容,与传记、小学、杂家等学术派别类比,指出了诗话“论辞论事”的本质属性,而“论辞论事”正是古之“说部”的内容。以《古今说部丛书》为例,其“史乘”类即“叙述历史”,“博物”类即“诠释名物”,至于“泛述闻见”者,则有“风俗”、“怪异”、“游记”、“杂志”等类可比,故《四库全书总目》称诗文评类“体兼说部”,实有所本。

记录见闻杂感的文体形式,也可指由一条条相对独立的札记汇集而成的著述体式。作为文体形式。笔记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与随意性,不拘风格,不限篇幅,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可信手拈来,随笔录之,如王士贞《说部》“记”小序所言“卧痫斋室,无书史目,因取柿叶,得辄书之”。作为著述体式,笔记包罗万象,内容宏富,如宋李瀚《容斋随笔旧序》所言“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钩纂不遗”。大体而言,笔记可分为史料性、学术性与故事性三种类型。史料性笔记虽然内容琐碎驳杂,但所记或为正史所避讳者,或为正史所不屑者,或为正史所不及者,人们常以“稗史”目之,可为正史之助。学术性笔记为作者研究文艺、考辨名物的学术记录,虽不一定成体系,却往往有真知灼见。宋叶大庆《考古质疑》专事考据之学,《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在南宋说部之中,可无愧淹通之目”。故事性笔记因具备人物与一定的故事情节,与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接近,而被后人称为笔记小说。刘叶秋《历记概述》将古记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三类,认为小说故事类即后人所说的笔记小说。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也认为笔记小说“就是指那些铺写故事、以人物为中心而又较有情节结构的笔记作品”。

以上考察了“说”之语源,从“说”的诸种义项中梳理出若干说部流别。大致说来,“说”之“解释、说明”义衍生出“论说”体、“说书”体、诗文评与学术性笔记,“说”之“讲叙、叙说”义衍生出史料性笔记、故事性笔记、“说话”以及现代意义的小说。清李光廷曾分说部为二类:“自稗官之职废,而说部始兴。唐、宋以来,美不胜收矣。而其别则有二:穿穴罅漏、爬梳纤悉,大足以抉经义传疏之奥,小亦以穷名物象数之源,是曰考订家,如《容斋随笔》、《困学纪闻》之类是也;朝章国典,遗闻琐事,巨不遗而细不弃,上以资掌故而下以广见闻,是曰小说家,如《唐国史补》、《北梦琐言》之类是也。”阎近人刘师培则将说部分为三类:“一日考古之书,于经学则考其片言,于小学或详其一字,下至子史,皆有诠明,旁及诗文,咸有纪录,此一类也。一日记事之书,或类辑一朝之政,或详述一方之闻,或杂记一人之事,然草野载笔,黑白杂淆,优者足补史册之遗,下者转昧是非之实,此又一类也。一日稗官之书,巷议街谈,辗转相传,或陈福善祸淫之迹,或以敬天明鬼为宗,甚至记坛宇而陈仪迹,因庙而述鬼神,是谓齐东之谈,堪续《虞初》之著,此又一类也。”名目不尽相同,但内容大体不差,所谓“考订家”与“考古之书”,大致属于论说体;而“小说家”与“记事之书”、“稗官之书”,则可归于叙事体。

作为著述体例,“说部”的产生与传统经、史、子、集有着密切关系。清章学诚认为“说部”的产生与学者的著书立说意图有关,是作者才力不及而又勉为其难的产物。他说:“《诗品》《文心》,专门著述,自非学富才优,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诗话。沿流忘源,为诗话者,不复知著作之初意矣。犹之训诂与子史专家,(子指上章杂家,史指上章传记。)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说部。沿流忘源,为说部者,不复知专家之初意也”,在章学诚看来,说部“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刘师培对“说部”的产生持论与章学诚大致相同,将“说部”归于“涉猎之学”。他说:“唐、宋以前,治学术者,大抵多专门之学,与涉猎之学不同,故丛残琐屑之书鲜。唐、宋以降,治学术者,大抵皆涉猎之学耳,故说部之书,盛于唐、宋,今之见于著录者,不下数千百种”,“均由学士大夫,好佚恶劳,惮著书之苦,复欲博著书之名,故单辞只义,轶事遗闻,咸笔之于书,以冀流传久远,非如经史子集,各有专门名家,师承授受,可以永久勿堕也。”很显然,章、刘皆从治学角度立论,视“说部”为学术性著述,这与后世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相隔甚远。然而自晚清以降,“说部”已逐渐演变成一个文体概念,专指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并成为小说的代名词。这中间又是怎样过渡的呢?对此,清朱寿康如是说:

说部为史家别子,综厥大旨,要皆取义六经,发源群籍。或见名理,或佐纪载;或徼词讽谕,或直言指陈,咸足补正书所未备。自《洞冥》、《搜神》诸书出,后之作者,多钩奇弋异,遂变而为子部之馀,然观其词隐义深,未始不主文谲谏,于人心世道之防,往往三致意焉。乃近人撰述,初不察古人立懦兴顽之本旨,专取瑰谈诡说,衍而为荒唐傲诡之辞。于是奇益求奇,幻益求幻,务极所未见,千古所未闻之事,粉饰而论列之,自附于古作者之林,呜呼悖已!

朱氏此说清晰地勾勒出了古之“说部”如何从“史家别子”演变为“子部之馀”,再从“词隐意深”、“主文谲谏”的子部演变为“瑰谈诡说”、“荒唐诡”的子部,学术意识与诗教观念逐步减弱,而故事性与娱乐性逐步增强,从征实的“补正书所未备”到尚虚的“务极所未见,千古所未闻之事”,跨度非常之大,已接近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奇益求奇”、“幻益求幻”固然是学术著述之大忌,但对叙述故事的小说来说,却几乎是古人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盖奇则传,不奇则不传。书之所贵者奇也”,“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

从早期的著述体例到后来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说部”语义转变的关键在于“说”之义项中早已为此埋藏了合理的逻辑线索。阐释义理,考辨名物,是离不开一定的叙说与讲述的:“夫说也者。欲其详,欲其明,欲其婉转可思,令读之者如临其事焉。夫然后能使人歌舞感激,悲恨笑忿错出,而掩卷平怀,有以得其事理之正。”闭如果此处所言之“说”还可理解为以论说为主、叙事只是为论说服务的话,那么以下对“说”的阐释,已经完全偏向其叙事性,是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亦不宜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大致说来,汉魏六朝以前,论说体比叙事体发达;汉魏六朝以后,叙事体迅猛发展。尤其是宋元以来,由“说话”发展而成的通俗小说逐渐成为“说部”主流,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便逐步独占“说部”光芒。至晚清以降,论说体终于从“说部”中被剔除出去,人们遂只知“说部”即小说,而小说又可称为“说部”。王韬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镜花缘》一书,虽为小说家流,而兼才人、学人之能事者也。……观其学问之渊博,考据之精详,搜罗之富有,于声韵、训诂、历算、舆图诸书,无不涉历一周,时流露于笔墨间。阅者勿以说部观,作异书观亦无不可。……窃谓熟读此书,于席间可应专对之选,与他说部之但叙俗情羌无故实者,奚翅上下床之别哉?

按古之“说部”本来即颇具学术性,无论是按照李光廷的两分法还是按照姚华的三分法,阐释义理与考辨名物之“说”都占据半壁江山。倘若搁在以前,“学问”、“考据”、“搜罗”本是“说部”题中应有之义,《镜花缘》作者逞才炫学,哪里值得王韬大惊小怪地宣扬?之所以要提醒“阅者勿以说部观”,就是因为此时的“说部”已经等同于纯文学性质的“但叙俗情羌无故实”的“小说”。《镜花缘》稍稍“返祖归宗”,时人便要“作异书观”了。又如梅鹤山人《萤窗异草序》云:“稗官有三:一说部,一院本,一杂记。”其所言“稗官”,即《汉志》所言“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指宽泛意义上的小说;“说部”,指纯文学性的叙事作品,即现代意义的小说;“院本”指的是戏曲;“杂记”指的是记。而这在以前却是隶属于“说部”的。在晚清以来的小说、小说评论、小说史以及文学史著述中,以“说部”指称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是习以为常的,尽管有时这种“小说”观念还包括今天的“戏曲”在内。

古董商斯特凡先生来自西提克莱斯勒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古董经营集团公司之一,拥有世界领先的中国古董店,他们提供高质量的东方古董,从汉、唐、明、清的瓷器,到中国木制家具和地毯及其他东方陶器等。西提克莱斯勒公司隶属于瑞典的艺术与古董经销商协会,比约恩先生是协会会员,同时也是一名仿古专家。

他们有全球出口业务,有覆盖各地的营销网络,拥有专家和团队。当比约恩先生得知笔者是张先生的朋友时,脸上立马堆满了笑容。据他透露,到目前为止,古家具这块业务主要是由他来全盘协调办理,随后便欣然邀请到他们琉璃厂的店里谈谈。

北京琉璃厂起源起于清代,因当时各地进京赶考的举人们聚居于此,加上书籍和笔墨纸砚的店铺增多,形成了较浓的文化氛围。清初顺治年间,由于在京城实行“满汉分居”。琉璃厂恰恰是在外城的西部,汉官多住附近,随着会馆增多,官员与举人常聚于此,渐成雅游之所,最后成为了京城最大的笔墨纸砚、书画文房把玩之地和著名的文化艺术品集中地,外国人来京必到此一游,但外国古董家具商落户于此,却是一件新鲜事儿。

比约恩先生位于琉璃厂的店里摆满各式各样的瓷器和地毯及杂项,琳琅满目,其中有几件古家具陈设其中。比约恩先生指着地上的一件绘有儿童和妇女图案的古瓷瓶说:“明天这些宝贝就送到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参加公益展览了。”据悉,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妇女儿童为主题的部级专题博物馆,展陈内容独具特色,是妇女儿童教育事业的新领地,也是博物百花园的一朵靓丽奇葩。他们参加此次展览活动是纯粹公益性的。随后比约恩先生又补充了一句说:“当然,你现在看到的所有古董,展览后是都可以买的,只有古家具除外。”为何古家具除外?他的话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当然是错别字。这是我一个刘姓小学同学作文时,不经意间写下的传世佳句。从那时起,同学们都叫他“麻广广”。麻广广在四川方言中意思,就是把人哄得团团转――这里略微透出的称许,肯定无法针对刘同学的机智,而是对他的无心之失成就了一个经典幽默进行的善意调侃。

很多年之后,那么多人的容貌都在记忆中稀释了。但只要一提起刘同学,还是会突然间就快乐起来。偶得这种颠覆目前生活常态的快乐,很像是拍摄到弱光侧逆时的心情一样,那种放松如同超大光圈全开的状态,成像景深极浅,中心锐利无比。

我太喜爱纯洁欢愉的孩童时代了,太喜爱在孩子面前为人师表、道貌岸然的自己了。等到有了一些无法定性的生活积累之后,我终于忍不住放纵自己疯狗般的幻想四处狂吠,之后便迫不及待地立志:一定要写一部把全中国少年儿童都带坏了的小说!

已经确立了伟大的志向,距离一个伟人还会远么?正在兴头上,说干就干!我开始追忆有着清新发色的蜡笔、光彩的太阳雨和彩虹,开始追逐能够密切接触的每一个小孩儿,跟他们聊天,尝试着用他们最容易理解的语言,讲述《伪币制造者》和《麦田里的守望者》……我想,离家出走的经历,他们是没有的。

效果如何呢?有孩子认为出走十分愚蠢,得用零花钱上网吧,远不如家里上网方便:还有孩子问我知不知道怎么盗QQ号,结果是他给我介绍和推荐了几种骗Q币的方法。

我的侄子刚满十二岁,到深圳来玩儿的时候,借用我手机跟同学打电话:张晓峰,你跟赵小丫的进展怎么样了?我很关注哟……

这也太了!不是我不想写一本把全国少年儿童都带坏的书。看来我还真不配――现在的孩子,太坏了!

马路也叫72度,我进杂谈的时候,他帮我掐过一回架。仿佛他还夸我是掐架的天才,天。我宁可他夸我是饭桶。

打那以后,我就记住了72度的ID。后来,出现“马甲”事件,我开始关注72度ID上出现的这个“马路中间点根儿姻”。

马路明显具备杂谈一线的明星气质,他说话多少有点像包谷面它妈――渣子味儿。但背后却是一个感情细腻的大老爷们,比如:马樱花下版时,杂谈骂声一片,马路写了一个送别贴给她。不管是严谨还是调侃,我们要的就是一份姿态。他在《麻雀》一贴中写到:“这个麻雀又能陪我几天呢?打算让家里的小姑娘看看,什么是麻雀,然后放掉,也算是善事一件。”

就因为这段话,我几乎认为马路是一个很有良知的男人,但相对杂谈的其他顶尖级来说,马路又少了很多书生式的憨劲,他盗用马甲、刷点击、骂人……十处打锣,九处有他。

马路的帖子好看,就算被骂的是我,我也会承认他的帖子好看。并不是我犯贱,而是看事应一分为二。但马路的文字用在拍砖上真是可惜了,网络这点破事儿,实在担不起他信手拈来的文字。单仔细地品味他鬼斧神工般摆弄文字的本领,够我学习十年八年,可是,终因马路混进了杂谈圈子,终日所思、所想、所见、所闻都跳不出杂谈的怪圈,所以。他的文字也受了不少牵累。

我一直以为:在网络这个江湖里,有人骂、也敢挨骂的人才是真正的大腕。这一点马路好像具备了,至少,当王二麻子洋洋洒洒的瘪三文字现身杂谈的时候,马路并没有“揭竿而起”。

《文饭小品》主要刊发散文、诗歌、随笔、游记、杂感、译作和短篇小说,周作人、林语堂、李广田、俞平伯、林庚、丰子恺、梁宗岱、戴望舒、施蛰存等名家都是《文饭小品》的作者。《文饭小品》的风格和当时另一小品刊物《太白》倡导科学小品的路数不同,与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和陶亢德主编的《论语》接近,走“闲适幽默小品”路线,是当时重要的小品期刊。

每月印行五千册的《文饭小品》虽然仅维持了短短六个月,却因其开设的“微言”栏所载施蛰存与鲁迅论争的文章——《服尔泰》《杂文的文艺价值》《“不得不读”的〈庄子〉与〈颜氏家训〉》等文章,以及发表其与《文学》《太白》杂志的“对仗”文章,成为文学史上较有意味的文学刊物。同时,《文饭小品》也集中了大量名家的美文,形成当时闲适小品一座小小的艺术高地。除了精彩的内容外,其形式也颇有特色。翻开尘封的《文饭小品》,读者必定会被它别具匠心的封面设计吸引。与同时期的《文学》《太白》《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的封面相比,《文饭小品》的封面别具一格,潇洒脱俗。这六期《文饭小品》的封面,构成一个独特的艺术系列,集中反映了杂志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施蛰存对书籍封面一以贯之的理念——对现代趣味及诗意的追求。

施蛰存对所办杂志的封面要求非常严格,力求杂志(书籍)封面与内容相互应和,相得益彰。他晚年回忆《现代》杂志的封面时说:“第四卷开始风格大变,我请庞薰琹、张光宇、雷圭元、郭建英、叶灵凤、周多,这些当时都深受西方结构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影响的美术界新锐、名家轮流设计每期的封面画稿,颇具现代艺术趣味”(沈建中:《世纪老人的线年,施蛰存致信刘凌谈《中国近代文学丛书》的编辑问题,说:“封面设计很好,范韧庵的题字也好”(施蛰存:《北山散文集(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3页)。在给刘凌的另一封信中,施蛰存谈到:“《文艺百话》能再版一千册,最好,不过我想换一个封面,原来那个封面设计太古旧了”(《北山散文集(二)》第1773页)。1990年,施蛰存为《书林》杂志撰文《为书叹息》,其中重点谈到书籍的封面设计问题。1992年,施蛰存致信张充和求封面题字:“兆和寄来从文之《湘行集》有你题的封面,甚佳。我今年将编好的二本文集,欲求妙笔为我题一个封面,务望弗却”(《北山散文集(二)》第1851页)。

正由于施蛰存对书刊封面的严格要求,才使得《文饭小品》获得了别具一格的封面,成为当时的一面镜子,折射出那个时代里“做书的人”的审美追求。

刊名题字的稳定性。《文饭小品》的封面题字位于封面的上端,从右至左按顺序横向排列,约占整个封面的四分之一;题名下方为由简单线条构成的素描或石画。这六期封面在变化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有变化。封面刊名“文饭小品”均由陆维钊所题,在每期目录旁均有交代:“志名制字:陆维钊”;而每期的封面绘画决不雷同,各具特色。

《文饭小品》时期的施蛰存,已经主持编辑过《无轨列车》《新文艺》《文艺风景》《现代》等刊物,积累了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他对封面题字的要求甚高。根据施蛰存晚年回忆,当年他和刘呐鸥一起商讨《现代》杂志的封面,认为(早期)封面太俗。不过施蛰存非常满意《现代》的题字,他说:“‘现代’两字的美术体设计得富有时代感觉,是叶灵凤设计的”(《世纪老人的线页)。事实验证了施蛰存的眼光,《现代》杂志的封面图案多有变动,但“现代”二字大体都依循了叶灵凤设计的美术体,即使在1935年3月以后改由汪馥泉主编的三期《现代》杂志,封面仍延续了叶灵凤的题字风格。1958年后,施蛰存开始“转移”兴趣,对金石碑文感兴趣,诚如他所言:“我在1958年以后,几乎有二十年,生活也岑寂得很。我就学习鲁迅,躲进我的老虎尾巴——北山小楼里,抄写古碑”(《北山集古录·自序》,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1页)。他在展玩历代金石文字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注意并欣赏其文字的结构及其笔法”(施蛰存:《唐碑百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他的《北山集古录》《金石丛话》《唐碑百选》《北山谈艺录》《北山谈艺录续编》等专著中,不乏关于书法的独到见解。1991年和1994年,施蛰存甚至有兴致挥毫泼墨,分别为《文汇报》的“随笔”专栏和“学林”专栏题字,其字飘逸中带着一股刚气,潇洒不群。

为《文饭小品》题字的陆维钊(1899~1980年)是浙江平湖人,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1925年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王国维助教,后任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施蛰存与陆维钊私交甚好。陆维钊在1930年代曾任教松江女中,与同时在松江教中学的施蛰存时有往来。朱雯回忆:“1932年我在省立松江中学教书,接受高尔松、高尔柏昆仲的邀约,与徐声越(震堮)、王起(季思)、陆维钊、施蛰存、沈联璧一起编注一套高、初十二册的语文课本《当代国文》”(朱雯:《柳亚子先生的两封信》,1987年5月5日《新民晚报》)。施蛰存的好友浦江清1933年日记中有记载:“旧历七月十四,城隍庙庙会……共维钊、育琴、蛰存登云间第一楼而观之”(转引自沈建中:《遗留韵事:施蛰存游踪》,文汇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1942年,施蛰存写成诗稿《武夷行卷》,用法书录成一卷,随后邀请诸位师友题咏跋句,当时陆维钊便和众多友人纷纷致函施蛰存予以高度评价。查施蛰存《闲寂日记》,自1962年5月至1965年4月间,施蛰存与陆维钊有五次面晤和长谈(详见《施蛰存日记》,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由此可见,施、陆二人从1920年代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历经风雨,终不褪色。因此,1935年,施蛰存办《文饭小品》,请书法家陆维钊为封面题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陆维钊所题“文饭小品”四字,看似松散凌乱,实则恣肆雄强,于随意走笔中渗透出凌厉的刚气和潇洒的性灵,与《文饭小品》杂志的宗旨很吻合。

《文饭小品》封面的特点之二表现在封面绘画的变化性:六期封面绘画各具特色。施蛰存说:“我做编辑一贯注重刊物上的图版,图文并茂从内容到形式,都会受到读者的欢迎”(《世纪老人的线页)。第一期封面绘由有“江南老画师”之称的吴观岱所作的“梅花图”;第二期封面绘选用“汉石画燕舞”;第三期封面绘由苏曼殊大师所绘“古城楼图”;第四期封面绘由美国著名的左翼漫画家William Gropper所绘“牛仔策马扬鞭图”;第五期封面绘由法国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Jean Cocteau所绘“读书者”;第六期封面绘由Bertram Hartman所绘“山水图”。这些绘画与陆维钊的题字一起构成一幅幅优美和谐的封面。

《文饭小品》前三期封面为中国绘画,追求淡远意境,洒脱灵动,不拘一格,形成冷峻峭拔的风格。尤其是吴观岱所绘的梅花,老树枝干枯蜷曲,似是老朽不堪,但枯枝翻转处,红梅绽放,生机勃勃,于妩媚中流泻一派傲雪刚骨。谢其章认为:“‘一弯虬枝,挑起几朵艳红的梅花’。梅花是什么性情,《文饭小品》就是什么性情,冻死苍蝇未足奇”(谢其章:《创刊号风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虽为一家之言,但足可见吴观岱所绘之封面给读者带来的艺术美感。苏曼殊所绘城楼,城墙重叠,孤楼高耸,清淡典雅,不落俗套;画笔线条简约流畅,意境幽深清远,配以题字——“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更显出一派肃杀清冷之气。吴观岱和苏曼殊分别于1929年和1918年去世,这两幅绘画和《文饭小品》第二期的“汉石画燕舞”的创作年代均早于该杂志创刊的1935年,显然不是专为《文饭小品》所作,这更能说明封面设计者和编者的审美趣味和眼光。

后三期《文饭小品》的封面均为国外艺术家所作,其所绘牛仔、山水和读书人是典型的素描构图,笔法简单,线条流畅,在抽象变形中富于现代寓意。施蛰存尤为欣赏第5期《文饭小品》的封面,即由Jean Cocteau所作的“读书者”,他在该期中有专文介绍封面画及其作者。施蛰存认为:“高克多为诗人而兼画家者,在法国文艺界有鬼才之目。他的线画(Dessin)用笔均极峭拔冷险”(施蛰存:《本期封面绘说明》,1935年6月《文饭小品》第五期)。

因为《文饭小品》的停刊,三期中国画和三期西洋画形成有意思的对比——分别代表着中与西、古典与现代风格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编辑施蛰存的审美趣味和编辑思路。一方面,他追求古为今用,植根民族传统(如采用石画和中国国画),同时也注重借鉴西方,洋为中用。另一方面,崇尚个性,不拘一格。《文饭小品》所采用的字画的作者均为特立独行、不从流俗、具有开拓精神的艺术家,这点与施蛰存的艺术追求及个性是相契合的。

1930年代,是施蛰存从事小说创作、编辑出版的黄金时期,在左翼文学日益兴盛并逐渐成为文坛主流的状况下,他关注都市男女在现代生活刺激下的心理变异,抒写别具一格、富于现代派意味的小说;当《文学》《太白》等杂志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为摇旗呐喊时,施蛰存主办非同人进步杂志《现代》,在离开现代书局后又办了一个“逆流”的《文饭小品》,与《论语》《人间世》等刊物取同一立场,追求文学的性灵与自由;就是在受到打击与批判的反右运动与“”期间,施蛰存仍悄悄从事翻译和金石碑帖的研究,于苦难中继续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精神追求,寻求心灵的自由与安稳。而这些独立的、超然的艺术追求和自由心性,是与《文饭小品》封面字画作者们有着共通性的。

有资料记载,陆维钊出生于清末成长于民初,当时的书法界追随“二王”之风盛行,陆维钊却不为潮流所动,自甘寂寞,独立于时风之外,孜孜不倦地走自己学碑道路,成了与清代碑学雄风一脉相承的薪火传人(详见刑秀华:《陆维钊的书法艺术及其历史地位》,1996年第4期《书画世界》)。晚年陆维钊独创非篆非隶亦篆亦隶之新体——现代“螺扁”,人称陆维钊体,独步古今书坛。在吴观岱生活的清代末年,我国画坛笼罩在“四王”的复古风气中,他是最早冲破这一束缚的画家,被人誉为“我国近代文人画风转变的先驱”(详见孙长根:《江南老画师吴观岱》,2006年第1期《书画艺术》)。吴观岱的画意境开阔,苍健浑朴,与当时盛行的纤靡画风形成鲜明对比。苏曼殊的画风清淡典雅,不落俗套,自成一格,和他的诗、小说一样,都别有一种风致。

William Gropper是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美术界社会现实主义派的代表人物,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描绘处于阶级斗争的工人的情况。他和其他艺术家将照相制版技术发展一种尽可能独具一格的线条,提高了讽刺画在美术中的地位。Jean Cocteau 是法国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其创作涉及文学、美术、电影、舞蹈等方面,素有“巴黎才子”之美称。他的艺术就是反因循守旧,进而反反因循守旧,一切成为必然的事物,一种走向秩序的事物,都是他反对的。

大家下午好!今天局党委在这里召开读书活动座谈会,我感到这是深化读书活动的重要载体,也是进一步推动读书活动的重要举措。应当说局党委从200x年在全局开展了读书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全局上下形成了争做文化型、知识型职工的局面。下面我汇报一下几年来读好书报刊,提升精气神的认识和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一、以勤奋的态度读书,相信笨鸟先飞,勤能补拙人们常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就是讲读书要勤奋,要肯吃苦。在读书上我对自己的评价是聪明不足,勤奋有余。正是因为有了一种勤读不倦,苦读不厌,持之以恒,坚持数年的精神,才使自己小有进步,小有成绩。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挤时间勤读,做到三必读。即每天的党报必读,每期的党刊必读,与工作有关的书籍必读。报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沈阳日报等,党刊如党建文汇、党员、思想工作、纪检监察等。有人会说工作忙,事太多,没有时间,但我觉得正如鲁迅先生讲的那样,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会有的。另外,也有个学习方法问题,比如一份报纸各个版面要全读一遍恐怕一天也读不完,因此要讲究方法。我的方法是浏览标题、关注版面、抓住重点、精选文章,如读人民日报除了浏览标题了解国内外大事外,着重阅读头版、理论版、党建版,尤其对思想纵横、人民论坛等杂文随笔给予特别关注。二是肯吃苦勤记,做到随时写随时记。人们讲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记笔记确是读书学习的好方法,我从中尝到了甜头。十多年来不论工作时间还是业余时间读书,我都养成了笔本不离手,随看随记的好习惯。这些年来我共记了十几本笔记,大约有三十几万字。为了使用方便,我以工作为中心,根据工作的需要来分门别类,其中有理论学习、党建工作、纪检工作、工会工作、企业管理、企业文化、管理故事、文秘知识、名言警句、书刊摘要等十几本。同时我还充分利用手机这个现代工具,把读书学习遇到的好文章、好句子、好词汇以信息的形式输入储存,以备随时查用。手机的优点是携带方便,使用快捷,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和使用,是工作上的好帮手。三是常坚持勤剪,做到剪好报积资料。我是从一九九四年开始剪裁报刊积累资料的。当时我调到住宅一公司二分公司任党办主任,由于经常写材料感到必须建立一个资料库,这样从那时起我就每天在报刊杂志上看到的好文章剪下来,分类整理好,每到年底我就按类别粘贴在本子上,这样的剪报集目前我已经积了二十多册,有了这些资料工作中我觉得得心应手,十分方便,促进了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的提高。

三、以文化的态度读书,相信书能养心,书能润身读书能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加强人的思想修养,培养人的道德情操,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因此我感

到从文化的视角广泛涉猎各种文化书籍,养成爱读书的习惯,对自己的成长进步是大有裨益的。在这方面我坚持三读:一是读古代名篇,丰富文化底蕴。读先秦散文,感受古文魅力;背唐宋诗词,鉴赏诗词佳作;赏明清小说,品味四大名著;记格言名句,夯实文化功底;晓文化典故,追溯历史轨迹,注意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宝库中汲取营养。二是读当代名家,提升文化素质。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而当代名家的优秀小说、散文、游记、随笔则是我们加强文化修养,提高写作能力的重要范文,必须手不释卷地潜心研读,才能有所收获,有所长进。例如,余秋雨的书我是出版一本买一本读一本,尤其对《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更是爱不释手,常读常新。另外对当代快餐文化也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对红透大江南北的易中天、于丹等知名学者的书也是该买就买,能读就读。例如,《品三国》虽有戏说成分,但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那段历史做了诠释,使人受益匪浅;而于丹的论《论语》对人也很有教益,使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理解和感悟。应当说阅读这些名家的书不仅是一种文化消遣,更是一种精神享受,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三是读名刊杂志,增加文化涵养。我觉得利用闲暇时间阅读著名期

放学回家,走进房间,关上门,享受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倒在床上,闭上眼,深呼吸,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妙。静静地,没有任何人的打扰,这才是最原始的我的嗜好。起身,翻开书包,拿出最喜欢的HOLLYKITTY的本子,拿着糖果屋的笔开始做作业。复杂的作业,让我感到乏味,于是,拉开抽屉,拿起一支棒棒糖,开始允吸起来,灵感就来了,作业做的是那么的快。一切都仿佛在静静的滑过,抱起洋娃娃,开始和她谈心,聊聊烦心的事,谈谈开心的事,又拿出两支棒棒糖,一起和她分享,她才是我最好的朋友,随时随地都能静静的听我谈心,无论什么心事,她都不会向外人透露,这才是我的好姐妹!

事实就是这样,美好的事物总是消失的那么快,它只会给你尝一点甜头,然后等你去追逐它,可是它总在前面。世界再美又怎样,它终究不是属于你的,所以,与其辛苦的去追逐,不如停下脚步,自己寻找幸福的天地!

办公场所最先修饰的应该是办公桌。办公桌是办公的集中点,是进入办公室办理公务的人员注意力最为集中的地方,办公桌摆放好了,办公环境就确立了一半。

办公桌要向阳摆放,让光线从左方射采,以合乎用眼卫生。案头不能摆放太多的东西,只摆放需要当天或当时处理的公文,其他书籍、报纸不能放在桌上,应归入书架或报架;除特殊情况,办公桌上不放水杯或茶具。招待客人的水杯、茶具应放到专门饮水的上方,有条件的应放进会客室;文具要放在桌面上,为使用的便利,可准备多种笔具:毛笔、自来水笔、圆珠笔、铅笔等,笔应放进笔筒而不是散地放在桌上。

书架应靠墙摆放,这样比较安全。如果办公室里有沙发,最好远离办公桌,以免谈话时干扰别人办公。茶几上可以适当摆放装饰物例如盆花等。临时的谈话可在这里进行,较长时间的谈话或谈判,应在专门的会议室。

办公室办公人员比较多,可不特别进行修饰。但要做到窗明几净。窗玻璃应该经常擦洗,书架的玻璃门要保持洁净、透明。办公室的门不应该关闭过紧,以免来访者误以为没人在,也不能用帘布遮挡。

办公室是公众场所,没经允许,主人和客人均不得吸烟或高声喧哗。任何人不应摔门或用力开门,出入要轻手轻脚。

电话是办公室的必备用品,但同时也是办公室的饰物。办公电话一般摆放在专用电话桌上,无电话专用摆放桌,也可以摆放在;办公桌的角上。电话机要经常清理,用专用消毒液进行擦洗,不能粘满尘土和污垢,一个办公室是否清洁,电话机是一个重要指标。接电话时声音要小,不能高声喊叫,以免影响他人。

任何在电话中谈及私事的做法都是违反规定的。电话中谈及隐私,对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也是不尊重的行为。

办公室中不宜堆放积压物品,堆积物会影响观瞻,给来访人以脏乱差的印象,要经常清理办公室里的废弃物。

办公室的地面要保持清洁,水泥地面要常清扫、擦洗,地毡要定期吸尘,以免滋生寄生虫、尘螨。窗户要经常打开换气。门窗不常开,室内空气混浊,会给访问人带来不便。

办公室的墙切忌乱刻乱画,不能在办公室的墙上记录电话号码或张贴记事的纸张。墙面可悬挂地图、公司有关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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